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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斯诺快速记录着。这与他参加过的任何政治集会都不同：

    它扎根于最具体的生存威胁，提供的是基于阶级分析的现实应对方案，并将德国模式作为可参照的、成功的范例。

    工人们眼中不是盲目的狂热，而是一种认清现实后的坚定和有条不紊的准备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他参观了第十八区一所由旧教堂改造的红色夜校。

    这里灯火通明，挤满了不同年龄的工人。教室分门别类：

    有的在扫盲，教师是戴着眼镜、态度耐心的年轻女工；

    有的在学习基础数学和机械制图；

    最大的一间教室里，一位同志在讲解如何看懂工厂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。

    “工人们不能只听老板和工头说什么就是什么，”

    那位同志强调，

    “我们要自己学会看账本！知道什么是成本，什么是利润，哪些开销是合理的，哪些是老板在搞鬼。

    德国工厂委员会能有效监督，就是因为工人们自己懂行！知识就是力量，在车间里也一样！”

    斯诺注意到，很多工人的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的，写得无比认真。

    这是一种对“自我赋能”的渴望，不仅仅是学习技能，更是学习如何夺回对工作场所的控制权。

    斯诺还被允许旁观了圣丹尼区一个街道合作社的月度议事会。

    这个合作社管理着附近几个街区的食品配给、儿童照看和简易维修服务。

    委员里有家庭主妇、年轻学徒、退休邮差。他们讨论的问题琐碎而具体：

    面包配额是否应该根据家庭儿童数量微调？

    收集到的废旧木料如何处理？

    邻里间的纠纷如何调解？

    争论有时很激烈，但每项决定，无论大小，最终都通过举手投票决定。

    “这就是直接的工人民主，斯诺先生。”

    陪同的安德烈难得地主动低声解释，

    “也许慢，也许吵，但每个人都在学习负责，学习管理自己的生活共同体。

    这比任何来自上面的命令都更能培养工人群体真正的主人翁意识。”

    文化宣传也无处不在。

    在街道的墙壁上，除了标语，还有色彩鲜明、构图有力的宣传画：

    一面是瘦骨嶙峋的工人家庭在破屋中瑟缩，对面是整洁的工人住宅区里孩子们在玩耍；一面是肥胖的资本家挥舞着鞭子，另一面是工人团结起来，折断鞭子。

    简单的对比，强烈的视觉冲击。

    街头剧团在空地上表演活报剧，讽刺资本家与政客的勾结，歌颂罢工中的团结，剧情简单直白，往往以工人观众的哄笑和鼓掌结束。

    斯诺看到，一种全新的、充满战斗性和集体主义色彩的文化，正在从法国底层人民的手里蓬勃生长，对抗着资产阶级的颓废艺术和虚无主义。

    最让斯诺感到复杂的是在一次群众大会上。

    那是在一个较大的工人社区广场。几位被特别邀请的普通工人和市民上台，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：

    因工伤被抛弃的老矿工，因还不起高利贷失去田地的农民女儿，在战争中失去儿子、晚年无人照料的洗衣妇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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